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黄桥中学读初中。就物质生活而言，那是一段狼狈不堪的日子。而我们的少年心情并没有因为物质的匮乏变得没精打采。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学校的文化生活还比较丰富。

那时，我的初三班主任是华国昌先生。华先生喜欢写诗，吹得一口好口琴。他经常组织我们举办文娱活动。印象最深的是，他针对某些同学不求甚解的学习态度，创作了一个相声，让我和班上的戴正明同学表演。这是我人生中最初的一次粉墨登场。上得台去，很是紧张，匆匆忙忙把背好的词儿一句赶一句地抛出来。等到演出结束，已是口干舌燥，满头大汗了。这一次，戴同学得了表演奖，我却空手而归，可见我的表现平平。此后，我们又和邻班联合举办了一次朗诵比赛，我朗诵了报告文学《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开头一段，居然得了个第二名。不得也罢，这个奖可害了我半辈子，从此我便以为自己普通话还不错。上泰中读高中以及后来到部队服役，一有晚会我便产生朗诵一段的念头。然而主事者总不太认同我的普通话。每到此时，我心里便要咕哝：我在黄中朗诵还得过奖呢！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自己买了台收录机，有幸听到了自己的“尊嗓”，这才大梦初醒。天，我这是什么普通话，泰兴普通话！

那时，“不忘阶级斗争”是社会主流话语，有关的戏剧剧目不少。泰兴文工团演出的《霓虹灯下的哨兵》《洪湖赤卫队》《夺印》，学校都组织看了。以今天我们对戏剧的认识，当然可以认为这几个戏有些公式化、概念化。然而，在那时却是我们主要的精神食粮和娱乐方式。我记得，每看一场演出，华先生都要把那些精彩的台词给我们讲一遍。与其说是强化其教育作用，倒不如说是他和我们一起再度欣赏这类语言诗意的精辟。同学们则是对剧中的细节和产生剧场效果的台词（如《夺印》里的“何支书吃元宵”）津津乐道。戏剧的魅力和它产生的巨大影响，使我产生了走近它的愿望。

真正让我着迷的戏是《刘三姐》。美丽的民间传说，动人的民歌，很有些清水芙蓉的美妙。先是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整整一版的剧本片段，全给抄了下来。以后又看到泰兴文工团的舞台演出，有些唱段便能哼唱。现在实在不敢想象，我这样荒腔走板的嗓子会把那些清歌妙曲糟蹋成什么样子。但我敢说，那些词曲让日子变得快乐，那些歌词更让我产生了最初的创作冲动。当然那时还不敢梦想当一个剧作家，只有一个小小的愿望，以后要学写歌词。想想吧，当千千万万的人激情地唱着你的歌词，那是何等地动人情景！

少年时的激情和梦想，常常会让一个人一辈子走不出生命的诱惑。我的戏剧情结，从本源上说根在黄中。就唱词写作而言，我虽然尚能与时俱进，至今仍然无法彻底摆脱《刘三姐》一类作品中民歌的影响。

当年在黄中想象着《霓虹灯下的哨兵》《夺印》的作者，对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许多年后，他们中有的人成了我的领导和良师益友。当然不仅仅他们，新中国的著名剧作家们，我几乎都接触到了。

年轻的校友们，与幸福同行吧，我祝福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