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黄桥中学读初中。就物质生活而言，那是一段狼狈不堪的日子。而我们的少年心情并没有因为物质的匮乏变得没精打采。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学校的文化生活还比较丰富。

那时，我的初三班主任是华国昌先生。华先生喜欢写诗，吹得一口好口琴。他经常组织我们举办文娱活动。印象最深的是，他针对某些同学不求甚解的学习态度，创作了一个相声，让我和班上的戴正明同学表演。这是我人生中最初的一次粉墨登场。上得台去，很是紧张，匆匆忙忙把背好的词儿一句赶一句地抛出来。等到演出结束，已是口干舌燥，满头大汗了。这一次，戴同学得了表演奖，我却空手而归，可见我的表现平平。此后，我们又和邻班联合举办了一次朗诵比赛，我朗诵了报告文学《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开头一段，居然得了个第二名。不得也罢，这个奖可害了我半辈子，从此我便以为自己普通话还不错。上泰中读高中以及后来到部队服役，一有晚会我便产生朗诵一段的念头。然而主事者总不太认同我的普通话。每到此时，我心里便要咕哝：我在黄中朗诵还得过奖呢！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自己买了台收录机，有幸听到了自己的“尊嗓”，这才大梦初醒。天，我这是什么普通话，泰兴普通话！

那时，“不忘阶级斗争”是社会主流话语，有关的戏剧剧目不少。泰兴文工团演出的《霓虹灯下的哨兵》《洪湖赤卫队》《夺印》，学校都组织看了。以今天我们对戏剧的认识，当然可以认为这几个戏有些公式化、概念化。然而，在那时却是我们主要的精神食粮和娱乐方式。我记得，每看一场演出，华先生都要把那些精彩的台词给我们讲一遍。与其说是强化其教育作用，倒不如说是他和我们一起再度欣赏这类语言诗意的精辟。同学们则是对剧中的细节和产生剧场效果的台词（如《夺印》里的“何支书吃元宵”）津津乐道。戏剧的魅力和它产生的巨大影响，使我产生了走近它的愿望。

真正让我着迷的戏是《刘三姐》。美丽的民间传说，动人的民歌，很有些清水芙蓉的美妙。先是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整整一版的剧本片段，全给抄了下来。以后又看到泰兴文工团的舞台演出，有些唱段便能哼唱。现在实在不敢想象，我这样荒腔走板的嗓子会把那些清歌妙曲糟蹋成什么样子。但我敢说，那些词曲让日子变得快乐，那些歌词更让我产生了最初的创作冲动。当然那时还不敢梦想当一个剧作家，只有一个小小的愿望，以后要学写歌词。想想吧，当千千万万的人激情地唱着你的歌词，那是何等地动人情景！

少年时的激情和梦想，常常会让一个人一辈子走不出生命的诱惑。我的戏剧情结，从本源上说根在黄中。就唱词写作而言，我虽然尚能与时俱进，至今仍然无法彻底摆脱《刘三姐》一类作品中民歌的影响。

当年在黄中想象着《霓虹灯下的哨兵》《夺印》的作者，对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许多年后，他们中有的人成了我的领导和良师益友。当然不仅仅他们，新中国的著名剧作家们，我几乎都接触到了。

年轻的校友们，与幸福同行吧，我祝福你们！

上世纪60年代末，任职于县教育局的我父亲带着全家来到黄桥古镇。从初二年级到高中毕业，在那个破旧、安详、烟水氤氲又热气腾腾的苏中小镇上，我从懵懂少女到知识青年，度过了最难忘的青春时光。

黄桥中学向来是苏中地区伸一只手数得过来的好学校，不仅仅校园广阔，校舍整齐，还聚集了上至省城名校的毕业生，下至县中的教学骨干。一个人有知识和没有知识是真的不一样啊！那些小镇中学的老师们，他们布衣布鞋，面庞清癯，白发飘飘，双肩微耸，夹着厚厚的备课笔记和作业本从校园中疾步而过的时候，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文明和理想是怎样从他们的身体中穿透而出，像一股气息和一道清风飘荡在学校的空气中，使这里的每一块砖瓦和每一棵树木都变得端庄和厚重，使坐满了教室的汗气蒸腾的农村孩子们学会静默和思考，而后一点一滴地、潜移默化地在精神的世界里向他们靠拢。

出校门，过小桥，便是当年纵贯古镇的一条大道。现在想起来，说是“大道”委实汗颜，因为碎砖铺成的路面弯弯扭扭宽窄不等。宽处恐怕两丈有余，走卡车，走拖拉机，走各种板车、独轮车、自行车，还走着成群结队挑担子上街的郊乡农民。窄处至多两米，两边是挨挨挤挤的开水炉、烧饼铺、竹器店、裁缝摊、卖大头菜和萝卜条的酱园子、卖金针菇木耳红枣莲子和茉莉花茶的南北货店、卖桃酥脆饼和金刚脐的茶食店。酱园子的气味最难闻，黄豆蚕豆之类煮熟腌晒再晾在太阳下发酵，大绿头苍蝇绕着酱缸嘤嘤嗡嗡，那种味道至今想起来都要皱眉。茶食店在我们的心目中最可爱，混合着猪油、芝麻和蜜糖的烘焙焦香飘荡在街上，闻起来多么令人陶醉！只可惜，在黄桥生活的那几年中，我去得最多的是酱园子，一毛钱打一瓶酱油，或者两分钱买一包下粥的萝卜干，而可爱诱人的茶食店，印象中总共去过不到三次，可见在那个时候，茶食点心是我们生活中的稀缺物品，比较如今的燕窝海参还要珍贵许多。

顺着这条宽宽窄窄弯弯扭扭的大道往南走，印象中要走过一个百货商店和一个正经八百能办酒席的饭店，而后到丁字路口。对这两家黄桥镇上的“高大上”的场所我印象不深，是因为当年总是从门口一经而过，而少有进门消费的机会。倒是每年初春，饭店里会搬出一只硕大的炭火炉在门外，当街制作黄桥名点“草炉饼”，我奉父命去买过一次。那种“草炉饼”，其实就是现如今遍街出售的“黄桥烧饼”，小孩子巴掌心大小，猪油酥馅，密密地撒一层芝麻，刚烘出炉时，趁热咬一口，滚烫的猪油从开口处溢出来，顺着嘴角、手指缝一路流下去，稍不注意就污脏了衣襟。那种浓厚肥腻的油酥香味，用一句黄桥话说，叫做“打嘴不丢”，有两块草炉饼下肚，真就有了“脑满肠肥”的舒服，仿佛整个人，整副饥饿的肚肠，一瞬间变得滋润和舒展，如花朵绽放一样，流光溢彩。

从镇上的大道往两边延伸，仿佛蜈蚣肚皮下长出的百脚，一条又一条逼窄的小巷，以更为浓重的人间烟火气，更加活色生香的家常小景，构成了黄桥古镇的生息轮常。小巷里没有秘密，一家炒菜，家家闻到油香，巷子两边的人家，脚一伸，从这家的台阶直接就能跨进对面那家的门槛。卖针头线脑的、纺纱织老土布的、打烧饼的、弹棉花的、修雨伞钉鞋掌的，多集中在这样的巷子里。当地的风俗，过年家家户户都要打糕做馒头，馒头分咸菜馅的、萝卜丝馅的、豆沙馅的，大致这三种。主家自己备馅，拿脸盆盛着，一盆盆端到小巷里的馒头店，由店里出面粉、发酵、蒸笼炉灶，加工完成之后，主家再去人一篮又一篮地挑回家去。整个正月里，这是黄桥人家过年待客的上好主食。每年到腊月底，到了做馒头的那一天，我和父母通宵守在小巷的馒头店里，心惊胆战地等候第一笼馒头出锅。如果面发得好，馒头雪白饱满，预示着下一年和和顺顺，大家就都眉开眼笑，父亲忙着给伙计们散烟，感谢他们尽心劳作。也有的年头，因为种种原因，发面的伙计会失手，馒头出锅时坑坑凹凹，白一块黄一块，全家便心事重重，惶惶不安，生怕来年有什么厄运降临在家人头上。

有一天我做过一个很奇怪的梦，我仍旧住在少年时代的那种简易平房中，长长的一排，有带檐的走廊，墙和地面的色调灰暗沉闷，无风无雨，却莫名地有一种阴冷的瑟缩。我接到母亲的电话，要我把她的存折找出来送给她。在那个梦境中，我的存折，我母亲的存折，我所有的毕业证结婚证房产证身份证，都被我谨慎地藏在平房走廊下的麦地里，在那些茂密生长的油菜和麦苗下面，和庄稼的根须缠连在一起，成为土地的一个内容。我拿铁锹挖，怎么都挖不着，无论如何挖不着，所有我的珍贵物品都不见了踪影，它们像渗入泥土的空气，像麦地追施的肥料，像土壤中的化学元素，就那么在我的脚底下倏忽而去。

我知道，是我把我的宝物丢失了。我把宝物丢失在故乡，在我少年生活过的地方，在古镇黄桥。

是的，我应该回去一次，看看那些宽宽窄窄的街巷，那座书香弥漫的校园，那些快乐的勤劳的灵巧的鞋匠、篾匠、铁匠、锡匠，那些烧火炉的、贴烧饼的、弹棉花的、推车挑担子的，那都是我的乡亲，是坐在街边上一天一天看着我成长的人。

只是，我害怕他们都不在了。温暖的旧日时光不过是一帧墙上的照片，有色彩，无气味，能够看见，却不能触摸。唯愿故乡长存，古镇长存，踩上新时代的节奏，留下老日子的醇厚。

1954年毕业离校的情形还像是昨天的事，时光却已然流过整整半个世纪。流逝的岁月道是无情还有情：它会像沙土，尘封几多如梦的往事；又会像流水，冲亮那些如歌的日子。1951—1954年黄中的日子如歌，那日濡月染的三载，是记忆中的高光地带，它在我生命的回眸中频频闪亮，伴和不尽的思情，牵动深深的依恋。

忆念中清晰着简朴的校舍和辛劳的师长，那是母亲温暖的怀抱；清晰着课程的循序攻读和同窗的少年意气，那是青春激扬的良辰胜境；连彼时无数次响起的上课钟声也犹在耳边，它让我重新聆听到知识海洋的声声呼唤。

多年来，母校如云的学子天各一方，同袍同泽之情依旧，济济一堂的情景却不复可再。偶有小聚或通话机缘的只有几位：语言学家吕必松，美术家丁涛，化学家陈魁先、封显抱，高工周正如、徐义勇、生国栋、马鹏起，以及对家乡和母校多有贡献的专家季福元、林任申。历经沧桑的学友谈天说地间感慨良多，中心话题则一无例外而不惮反复地落定于母校的今昔，落定于已故和健在的老师们。向往那座乐园，向往那块绿洲，那是滋养过我们的圣地，那是提升过我们的殿堂。怀念韩百城，怀念陈克诚，怀念黄伯梁，怀念戴传师，怀念严德民，怀念程达先……一代名师们的丰赡学养、敬业精诚、人格力量，领起过母校严谨而开放的学风，成就为学子景仰的师表，长照着我辈求索进取的人生步履。

我不能一一展开那些细节，然而许多细节都历历在目。记得进校后第一位班主任周老师，如何把班上八个顶级的调皮学生戏称为“八大家”，如何对他们因势利导；如何对“八大家”之列的我，苦心孤诣，把动人的关爱从学校延伸到我那拮据的家庭。记得二年级时，一位同学心血来潮邀我去吃早点，饭店里巧逢班主任杨老师，杨老师的严肃而严格、认真而顶真是出了名的，在吃的场合相遇，不能不令人有些尴尬；没想去收银台付账时被告知，先走一步的杨老师已悄悄为我们会了东。三年级的班主任陈老师的音容笑貌尤为真切，那是一位讲语文、讲历史的高人。至今记得他在我的一篇作文上下了这样的批语：“说理透辟处不让文章老手，好极！”这对我少年心志的鼓舞可想而知。多少年后我思忖过：“爱其师而乐其业”，自己先以语文从教，渐次热衷“理论”，而终究以“批评”为业，该是陈老师给予了早年的启蒙和策励。

记忆中的母校是少年生活的乐园，也是至今憧憬的精神家园。那是一个万象更新的年代，也是一段自由生命快乐奔竞的日子。特别怀念那些丰富的文艺活动和体育运动，这于我们多所浸润，多受补益，也使当年风头十足。记得在常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成立了一个由二年级学生组成的篮球队，频频“南征北战”，向兄弟学校挑起赛事。对方照例会问：“‘二联’对‘二联’？”我们则毫无例外地按既定方针回答以“向贵校校队请教”。这有些张狂，却竟总是“攻无不克”。于今六十有五而称得健壮，老来尚不失笔耕之兴，大体得力于那一阵的磨砺。

对我来说，母校泽及家庭的两代人——80年代后期，我为儿子的读书做出选择，把他从南京送到了母校。如今由母校送进大学的儿子，已走上社会多年，且事业顺遂。我的妻子罗吉生在黄中整整就读六年。全家的母校，永远的母校，请接受您哺育的学子们由衷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