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九二三年由国立北京工专机械科毕业。在毕业前夕，我给老母亲一封信，声明毕业后决计独立谋生，不再用家中的钱。谁想到当时大学毕业即是失业，经过几度奋斗，我才有机会到沪太长途汽车修理厂实习，但不给生活费。后来友人胡愈介绍为东方杂志写稿，得点稿费方能维持生活，亦很困难。数月后由友人介绍到海南岛嘉积学校教书，生活始稍稳定。但由于我母亲只有我一个儿子，上有三个姐姐，父亲早已去世，我虽结婚，尚无子女，希望我能返乡，将我不愿继承的家资，由我拿出来办学。因我大学毕业前，就在北京创办了一个平民职业学校，主张半工半读，使贫困的青少年能有求学的机会。后又继续扩办为平民工艺中学。在毕业前我根据办学的实践经验，写了一本平民职业教育的书出版了。老母知道我热心平民职业教育，所以写信给我，愿意把家资全部捐献出来由我办学。在我未回来之前，已为我写了两块校牌，一为平民女子职业师范，为地方造就师资；另一块为平民职业学校，与在北京办的校名相同。她怕我不肯回来，就把两块校牌在苏州做好了，一定要我回来。这是我办学的起因。

我回到黄桥后，先母叫我请教地方教育界老前辈，同他们商议如何创办。我与我小学时的老师严则韶、何卓甫（秀才）、何季生（苏州师范毕业，小学教师）以及何卓甫老师的几位青年学生丁廷标、丁廷楣等共同研究，把我拟办平民职业学校的意图告诉他们。他们认为我是初出茅庐不懂世故。他们认为：黄桥与北京不同，虽有在北京办学的经验，但当地是行不通的。不能办职校，最好是办初中。从地形上来说，黄桥居邻近四县（如皋、靖江，本县县城泰兴、姜堰）之中，四县之中只有一所中学，泰兴还没有中学，若办初中可招收四县学生。经过详细分析讨论，我被说服了，决定创办初中。第一次我家拿出八百银元，丁廷楣、丁廷标各给壹佰银元共壹仟银元作为开办费。校舍拟先租用黄桥镇布业公所的房屋，里面有一个花园，花草很多，前面还有一空地可作操场，商得布业公所保管人同意之后，就确定创办了。

经过两三个月的筹备，大致就绪。创办人为严则韶、何卓甫、何季生、丁廷标、丁廷楣与我共六人。又聘请了几位教师，分工如下：

校长：韩士元

财务与总务主任：何卓甫

教导主任：何季生

舍监：丁德元（兼拳术老师）

语文教师：何卓甫、王吉六

数学兼音乐教师：何季生

代数老师：范揖清、严伯俊、周荣昌

英语教师：韩士元

理化教师：严则韶

几何三角教师：王锡五

历史教师：何卓甫

地理教师：何一峰

体育教师：孙毅国

第一期招生50名，报名踊跃，很快即招足，学生来源果不出预料，来自四县，所以学校从一开始就呈现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配备的教师班子亦是社会上所景仰的智识之士。

经费来源，部分由私人继续捐助，部分来自学费，但仍然不够充足。教师的待遇，初期似供给制一样，学校开伙食，略支付理发洗澡等费用，外来教师提供住宿。由于当时大学毕业即等于失业，所托情愿任义务教师者，供过于求，还可选择而聘。

进校学生，绝大多数是勤奋好学的，学习和生活的风气都很正常。初期学生不过数十人，也易于管理。

租用的校舍，只有两个教室，最多可办两个班，若再增班就不够了，非要扩充房屋不可。在布业公所南面有一条河（如黄运河），左边和右边都无空地，设想在河南的地方兴建永久的校舍，河上建一木桥使南北通行方便。首先在河南买了李广源的五亩地，继后又买了束海寿的十亩地，拟建上下两层有四个大教室附带几个房间的工字楼，建造基金由我家再拨二千银元，经过几次会商，就这样决定了。

建楼的图样是请上海同济建筑公司设计的，没有收设计费。因该公司为家乡名人丁西林的二弟丁燮坤（同济大学结业）与其他两三位同学创办的，由于我们是捐资办学，他也愿意无偿帮忙。施工过程中，只知按图施工，未详细计算工料，又系仿德国建筑法，用整砖砌墙，因当时尚无水泥，墙体的空隙处以石灰砂石灌浆，糊里糊涂施工，越建越贵，待至完全结工，共花去了八千余银元。这件事说来也是一个笑话，可也有它的好处，这种墙一块砖头也拆不下来，很结实，这么多年来，木质结构方面换了几次，而大楼至今却屹然挺立。

在经济方面当时受了窘迫，大大超出了原计划，但又不能半途而废，只好借债维持下去，至我离校时债务还未还清，听说是后任校长还清的。

这座教学大楼，一直作为学校的主体校舍。在著名的黄桥决战期间，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驻地，陈毅、粟裕将军等曾在此办公、住宿，研究制定了联李、击敌、反韩的战略方针，现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我任黄桥初中校长两年后，正逢北伐军与联军决战时期。黄桥是四县来往要道，在军事上是兵家必争之地，当第一次北伐军驻进黄桥，沈毅表面上是国民党员，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号召我们列队欢迎，黄桥中学的学生当然是队伍的主体。想不到过了不久，地方绅士中的消息灵通人士听说联军占了优势，第二天要进驻黄桥，北伐军要撤退，他们恐慌了，因为他们也曾经加入了欢迎北伐军的队伍，怕联军进驻黄桥后与他们为难，就把欢迎北伐军的责任全部推到我一人身上，说是我号召他们欢迎的。其中有一位绅士丁练秋（丁文江的大哥），与我有些私人感情，暗中派人通知我，叫我秘密逃走，以避不测。我虽佯言不怕，实际上当夜就悄悄地逃往江南去了。

当我在江南时，北伐军又进占了江北，稳定了时局，泰兴县筹组泰兴县国民党筹备委员会，沈毅暗中帮助组织、未征得我的同意，把我也列入五个筹备委员之一。我由江南回来，忽有人告诉我是县党部国民党筹备委员，我莫名其妙。因我没有加入党派，就到县城去看看。这是初秋时光，学校尚未开学，到泰兴还不到一个星期，县筹委一次正式会还未开过，泰兴公安局局长陆文凤就派人捣毁县党委。当夜捕去21人，我幸而逃脱。我连夜逃出县城，积极做营救工作。后来又发生了两次农民攻城的惨案，沈毅被捕入狱，我到南京做营救工作。被捕的县筹委李亚飞，原属李宗仁的部下，随北伐军南下的，他与江苏省委何民魂是老友，经李介绍我去何民魂处相识相交，共同营救他们。

不久，何民魂就任南京特别市市长，要我帮他工作，委以秘书兼科长。以后一段时间，我就留在南京工作，辞去黄中校长的职务，黄中校长由严则韶继任。

（作者系我校第一任校长）

黄桥镇是泰兴县一大市镇，东北距如皋县城三十公里，南至靖江城二十五公里，东南至南通县城约八十公里，北临泰县县城约三十公里。

就我记忆所及，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如皋有师范学校，泰县已有时敏中学，附近四个县份内尚未闻有初级中学之设立。

同年秋冬时期，黄桥韩士元先生毕业于北京工专。其太夫人躬自开设一棉花店，不愿独子外出谋生，愿出资二、三千元交其自行创业。当时风气，大专出身者，其出路大都为中小学教职员，或由亲长引进为机关一员（政府公务员）。韩先生眼光高人一等，与当时曾任高等小学校长何倬（字卓甫）商洽，邀集友人严维镛（则韶，两江师范毕业）、何绍祖（季生，师范毕业），共四人，商洽创办一初级中学。因何卓甫先生系我与廷标弟的私塾老师，而廷标父亲实甫公已去世，由我鼓励其随我在上海大同学院就读，何老师邀我参加发起创办，廷标亦乐于合作。全部基金仅大洋数千元而已，校舍由何卓甫先生向布业公所洽租，公所房屋约十间，前有院落，非常宽大，适合一二百人运动；宿舍借得隔壁关帝庙厢房。开办费无多，于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暑期招生开学，韩士元先生为首任校长。第一届录取学生五十人，报考人数近八十人，年龄最大者为朱选（字子青），近三十岁，已在镇公所服务，为上进而升学求知；此外仅记得朱旭熙（曾任台湾制图厂厂长，已去世），余已茫然。何绍祖先生家累略重，任教时间虽不支薪，但略有津贴；而严则韶、何卓甫二位先生任教并兼职二三十年，诲人不倦，分文不取，其高风亮节，实可永垂不朽。

黄中创办一年后，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春间，江苏省省防军张中立旅所属张营长，率部一营驻防黄桥。当时警察局局长吴干清带领到校及关帝庙居住，韩校长及廷标（请假回家，正在黄桥）由黄桥拍电南京，由我等三人具名请省长兼督军韩国钧（紫石）饬退张营，不使弦歌中辍。我全盘了解后，当即赶车往访军界前辈成恍（谷采），请其电促韩督军饬所属撤退。所谓“电促”，当时即特快邮代电。晚间回大同宿舍，同房朱氏兄弟（朱桐、朱栋）见余心事重重，神色有异，询我究竟，乃即告知，方悉二位同学系当时军政界大大有名之朱庆澜（子桥）先生之公子。当由两兄弟陪我雇车前往朱府晋见，略陈原委，亦以快邮代电南京。当时上海新闻报、申报均有消息披露。

韩督军饬令省防军总司令指派张中立旅长来黄桥，令张营长立即率部队撤离校舍，指示张营长驻防时期应多遵照韩校长指导，不得参加地方派系；并曾坐轿至我家拜访解释，当时因我在上海，家人婉谢。事后获悉真相，缘因警察局吴局长系依照地方商会授意，为部队作上述安排，实际当地庙宇甚多，无必要选择黄中校舍。

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暑假回黄桥，董事会商洽决定筹得大洋八千元，其中二千元为十亩地价，余额备建筑校舍大楼一栋之用。建筑图案系请丁燮坤先生在上海主持之同济建筑公司免费设计，韩士元校长携带大洋数千元赴沪采购木料（洋松及地板等）。行前我曾嘱其注意选用进口地板，以求平滑。此行往返仅十余日。事前接获信息，从轮船上卸下木料，在靖江八圩港口成排下水，沿内河而下，某日正午到达新址校门口前。木料起岸时，大放鞭炮，热闹一番。随后由同济建筑公司派来监工某先生，指导建造。

翌日午后在空地上已堆有若干堆砖瓦。除校董六人外，监工先生亦列席，估计除已购近万元之木料外，砖瓦人工约需一万六、七千元，与原定预算大有出入，购木料款除韩所带去者外，丁燮坤先生约垫付六、七千元，一时在场各位目瞪口呆，满脸惊奇之色，一筹莫展，静坐至日落西山退席散会。

第三天下午再次协商，工程费用减低则不安全，仍一筹莫展，枯坐两小时后散会。回家途中，廷标告我他家有一笔存款在仁益堂当典生息，刻已到期，当向其母亲大人报告，推说银根泛滥，仁益当典嘱暂提回，以后再谈。其母亲深知堆存在家既无利息，亦不安全，拟建议拨存义生钱庄，由钱庄发给利息存单；同时由廷标出面借贷，为黄中建校舍之需，而另办手续付息，进出之间，钱庄坐收渔利，获取存放息之差额。后即如此这般，巍巍大厦数月后竣工，至今已数十余年，仍昂然而立。廷标时年仅十六七岁，心胸胆识气派，诚难能可贵也。

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秋间，我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求学。廷标（时任黄中校长）函电催促赶回家乡参加黄桥初级中学十周年校庆，同时为谦三堂举行落成典礼，情意恳切，乃返国。由上海经江阴渡江至靖江县属八圩港，换乘黄包车（人力拉车），傍晚到达黄桥花园桥外，见扎有彩牌，一批学生在场中，有识我者招呼，下车步行。缘我一年前赴日时，此处系操场南端，应为学校后段，放眼观看，耳目一新。少顷，廷标接获通知，由办公室赶来相迎。校址面积原只十五亩（约四千五百坪），现已扩大近几倍，开辟路径，两旁遍植松柏，树龄约在二三十年，非常惊奇。廷标见告，此近千株树木，系由我父亲墓地移植而来，并解释他父亲（我伯父）墓园树木更大更老，移植后存活率微乎其微，目前由我父亲墓园移植者可能存活约60%。边走边谈搬迁过程，此事系先商请我家管事曹二先生陪同前往墓地，与看守佃农商洽，谓早得我同意，先移后植，不影响其看守待遇。后择日搬迁栽种，再向我大嫂报告，亦谓早已得我同意，明年春间负责重插树苗，将来亦可成林，木已成舟，大嫂亦未表示反对。时已步至办公大楼，举目四顾，不少新建筑屹立，除谦三大礼堂（可容二千席）外，另有图书馆、女浴室等多项新建筑。谦三堂系周府（周谦三之子周定生，为廷标妹妹沁梅之丈夫）捐赠纪念外，其他购地及建筑费等，除少数系临时借贷外，大多亦为廷标捐赠者。因当时政府并无补助，学校费与公立学校相符，不准超收，维持教职员薪给已感不敷，遑论建设！

严维镛（则韶）先生系两江师范毕业，何倬系满清时代秀才，曾任黄桥小学校长，何绍祖亦旧制师范毕业，应韩士元先生邀请，与丁廷标及本人共同出资（每人三百元）创设私立黄桥初级中学。首任校长韩士元先生，后严维镛、丁燮和（本人以校务主任代办主持）、丁廷标。严、何、何三位校董分别在校义务授课。严先生教动植物、自然等课。何倬（卓甫）先生教两班国文，何绍祖（季生）先生教数学。学生学费，因泰兴县立初级中学于黄中创办后一年即建成，学生每学期学费仅大洋八元，其他一切杂费亦照公立学校标准，不得超收。教员薪水较公立学校规定标准略低，因大多系朋友，故可商量，偶有一两位家务负担较重，丁廷标、丁燮和与我亦曾分担私人津贴。严、何、何三位，十余年来从未支薪，我在校时，因何绍祖先生家累甚重，我一年内贴补他几十元而已。不特此也，何倬先生系我私塾老师，严先生年龄更长资格更老。有时，我在台上训话，严、何、何三位照样与其他师生一起恭立聆听，毫无难色；何倬更兼任事务主任，一切依照体制听指示办理。三位先生不仅枵腹（空腹，饥饿，编者注）从公，有时赔车钱、陪应酬、陪捐款等。身为校董，不支薪，反赔钱，其高风亮节，求之今世少之又少；而忍气吞声，甘受后生小子发号施令，更难上加难。因此，在此大书而特书。

（本文摘自《丁廷楣先生访谈记录》一书，台湾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略有删节）

我们的黄桥中学，先在抗日战争时期，受日本侵略者的破坏；后到解放战争时期，又遭国民党反动派的蹂躏。前者的经过情形，我不知道；后者的经过情形，当时我在黄中工作，直接参加了与敌人的斗争，所以了解得比较清楚。

我是一九四六年二月到黄中的，当时校长是姚古渔同志。仅有一座大楼，其他房屋，被日本侵略者破坏殆尽。学生人数不少，不仅初中学生额满，而且还有高一。在学生思想教育方面，注意联系实际。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我们对学生讲，这是侵略者可耻的下场；大家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热爱祖国，坚持正义斗争，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可以战胜的！这番话为大家所重视，校风有了很大转变。

到了暑假期间，国民党撕毁了国共和谈协定，派部队由江南过江，疯狂扫荡苏北。黄桥上空，国民党的飞机往来不停，狂轰滥炸，弄得人心惶惶。一天，校长姚古渔、教导主任姚琮、分校主任戴传师和我（副教导主任）在黄桥北肖家庄开紧急会议，讨论的主题是——迁校是当务之急。敌机也经常飞过那里，我们觉得也不便久留，后来决定迁校至黄桥北十里的吴家庄。我们一面派人将校里的黑板、书籍以及一切应用物件，凡是能带走的都带走；一面派人在吴家庄赁房屋，辟教室，确定开学日程。原黄中的学生，愿意下乡的可跟着学校北迁；农村失学的青年，愿意入校求学的我们欢迎。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下，大家还是信心十足，要求先生把功课教好，要求学生把功课学好。迁校个把多月后，由于敌人不仅用飞机轰炸，又陆续向黄桥派驻了大批部队，我们就把学校由吴家庄向北迁到丁家庄，离敌人远一点，可以有回旋的余地。

学校迁至丁家庄不久，敌人就下乡扫荡，往往出人意料，出动大批部队，向根据地突然袭击。有时深更半夜，枪林弹雨遮天盖地而来。他们杀人放火，无所不用其极。根据地的人民听到敌人扫荡，便四散奔跑，不管男的女的，逢沟过沟，只求逃出性命，实在不是人过的日子。在敌人这样残酷的迫害下，我校师生依旧把学校坚持办下来了。

为了坚持与敌人作长期斗争，我们便将室内教学改为室外游击教学。学生自带书包、小凳到校外选择比较安全的地方集中上课。后又将游击教学改为分散教学，根据学生家庭居住情况，就近结合，编成自学小组，教师分派辅导区，分别对学生进行辅导。到现在我还觉得，那时的学生大多数对学习都很认真。在敌人经常下乡扫荡，人人日夜提心吊胆的情况下，他们能听老师的话，抓紧时间，把老师布置的学业任务、叫他们所做的事情（如送情报和了解情况等）不折不扣地完成，是难能可贵的。

当时学生散处广大乡村，这是坚持对敌斗争的有利条件。我们首先察看丁家庄的地形，南北方向有姜黄河，丁家庄向西有条港，姜黄河以东有丁家庄、蔡家庄、樊家集、王家庄、野屋基、赵家庄、挖尺沟等村庄。我们把这些村庄中的学生编为姜黄大队，由姚校长和姚教导主任领导。姜黄河以西一带地方，有陆家野、严徐庄、车马庄、阳春庵、野肖家、白家庄、莲花庵等村庄。我们把这些村庄中的学生编为众安大队，由我领导。校中的其他教职员工，分配到两个大队工作。同时在师生中加强组织领导，做好保卫工作，两个大队的自学小组都推选了组长，又在学生中选择有工作能力的干部子弟，帮助大队打听消息，有的担当紧急时的通讯员。当时大家认为及时了解情况，是学校里的头等大事。因为姜黄河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大河，敌人扫荡河东，不可能同时扫荡河西；扫荡河西，同样不可能同时扫荡河东。我们就利用这样的地理形势，由两个大队的校方负责人与地方干部经常保持密切联系，分头做好工作。白天由校方负责人站岗放哨，一有情况，随时通知各个方面，做好准备；到了夜里，则靠地方干部的内部消息以定行程。如无情况，大队部则宿在原地。如果河东有情况，则姜黄大队部就连夜转移到河西住宿；如果河西有情况，则众安大队部就连夜转移到河东住宿。

我们两个大队，正因为在校方统一领导下，互相照应，巧妙地与敌人周旋，敌人虽然多次下乡扫荡，我校师生从未遭到敌人的袭击，没有任何损失。直到一九四七年春，姚家庄战斗以后，我县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校方传达上级指示精神，黄桥中学大埋伏，姚古渔、姚琮同志和我先后北撤。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黄桥中学，到此才暂告一段落。

（韩百城同志曾长期担任黄中校长，2000年逝世。此文系1986年所作）